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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沙,到铜墙:《八佰》背后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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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3 从散沙,到铜墙:《八佰》背后的现实意义

来源:百度百科
历史是一副牌,我们的祖辈拿到3、4、5,而我们拿到了9、10、J。

本文来自合作媒体: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作者:鲁舒天。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2013年,电影《八佰》的主创随机采访了四百位17到39岁的路人,问他们同一组问题——你是否了解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和谢晋元?

结果是这样的:路人对于教科书上提过的淞沪抗战印象模糊,对于四行仓库保卫战和民族英雄谢团长,多达90%的受访者表示一点都不知道。《八佰》出品人兼导演夫人梁静回忆,在这个采样后,她那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丈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抑,说一定要拍部电影出来。

此前,人们知道管虎多是因为两件事:一是发掘了黄渤;二是拍了《老炮儿》,结果还被人以为导演也是冯小刚。

《老炮儿》里那位胡同口大爷,是管虎的父亲管宗祥,1942年入伍的老八路,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管虎长到40多岁,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少年时代看的那些抗战电影跟现实差距有多大——“从前线抬下来的战友,都是眉心中弹”——真实的抗战真惨烈、真实的鬼子真难打。

为了弥补人到中年才接触这段“国家记忆”的惭愧,2008年,管虎拍了不一样的抗战电影《斗牛》,还原了侵略者的凶狠与强悍:你能看到搜索小组交替行进时的相互补位;看到夜间听到异响立刻进行灯火管制的机警;还能看到率队大尉以下官兵脸上的淤青,伤痕暴露了这批鬼子是不久前一场肉搏战的胜者。

《斗牛》中有这样的镜头:八路军地方武装向仅有几名残兵的日军据点发起冲锋,因武器劣势而伤亡惨重。镜头没有完整演绎战斗过程,只留下了清理战场的特写:中国军人迅速抬走战友的尸体,捡起枪支与军刀,凌厉地消失在画面中,你甚至来不及看清他们视死如归的任何一张脸。

真实抗战中,每当一个日本军人被击毙,就意味着五名、十名甚至二十名中国军人永远地倒下[4],那些殊死拼杀在离炮火最近处的血肉之躯,短暂的生命大多只被浓缩于某个冰冷的数字,仿佛连留名都是一种奢侈。

激烈生前事,寂寞身后名,比战争更残酷的是历史与人心的残酷。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加之“抗日神剧”的影响,很多人并不了解那场卫国战争的惨烈。不知道当初的情形有多危急、对手有多凶残,也就不知道这个民族之所以存续至今,依靠的信念有多坚决、脊梁有多挺拔、骨头有多硬!

这就是为什么淞沪最激烈的战场在蕴藻浜、大场和“血肉磨坊”罗店,管虎却选择了尾声阶段的四行仓库,一是因为“壮士”一词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二是因为四百孤军“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的义举,曾给国难岁月里的普通人带去过巨大的勇气与希望。

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挺身而出的先烈,因为作家大卫-米切尔在《云图》里说过:“历史是一副牌,我们的祖辈拿到3、4、5,而我们拿到了9、10、J。”

苏州河

1937年的苏州河充满隐喻。

北岸,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是华界的硝烟和瓦砾,是数百条汉子在最后的阵地决心一死;南岸,是“重按霓裳歌遍彻”,是租界的赌局与堂会,是隔岸观火的漫不经心与听天由命。南岸说,你打你的仗,我跳我的舞;北岸说,把捆我腰上的手榴弹绑紧一点儿。

一定会令今人意外的是,那时的中国不光武器没日本好,连兵都没它多:中国在1936年才实行征兵制,约有兵力200万;日本在1873年就全民皆兵,兵力约为448万,其中199万可立刻动员;中国海军总吨位6.8万,日本为190万;中国空军有战机314架,日本有4180架[10]。

淞沪会战爆发前,驻上海的英国军事专家发现,日军每个中队(连)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能达到优秀射手(神枪手)的水平。按照国际通行评级,日军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术也是A级,只有武器装备是B级。

当时每发子弹的成本相当于35只鸡蛋和7.5公斤大米,国力贫弱的中国,单兵每年仅有15发子弹的训练限额,即便是战时,这一数字也只上升到20发。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每月的训练子弹不低于150发。日本人专打要害的射击精度,完全是经济实力喂出来的[2]。

除了轻武器,日军掷弹筒在400米内的命中率高达85%到95%。罗店战役,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日军掷弹筒打掉了32挺;同时,日军炮兵技术也异常精良,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将长沙国货陈列馆当成中方指挥部,连续三发炮弹从该建筑三楼同一个窗户射入,几乎没有误差。

美国历史学家讲过:全面侵华前三年的日本军队完全是武装到牙齿的杀人机器。而与之对战的中国军队,95%的士兵是文盲,军训第一件事是识别左右,装备水平刚脱离冷兵器时代,两三个人才分到一条步枪,常因食物短缺而营养不良,数九寒天里,单衣、草鞋、斗笠仍是标配[7]。

比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战术素养更突出的短板还是“人”,日酋煽动军心时常讲:中国一般民众的国家意志非常淡薄,彼此之间割裂严重,打进去就是一盘散沙。

《八佰》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国民性”。小小的四行仓库,堆积了偌大之国的社会阶层和二元结构,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准备和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准备,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有人把矛盾想清楚了,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有人觉得亡国与我何干,我还能回家种地去。

就像《八佰》片头黄陂县党部派来的保安团,完全是赶鸭子上架,有人觉得我来上海最多抬尸体搞后勤,干嘛要让我上前线啊,家里还等我回去过年呢。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宏观层面,投降之后就是亡国灭种;而微观层面,鬼子正在拿活人练刺刀,淞沪之后就是南京。

一言蔽之,在应对外敌时,军事素养上的手足无措,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共识层面的猝不及防。

突发状况才能考验人,在战争这种最极端的突发状况中,决定下一步行为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如果这种惯性表现为割裂,并非战斗力与爱国心的割裂,而是教育、认知与观念的割裂,反面案例是古罗马的元老院,因为平时脱离群众,所以在蛮族入侵后无法动员平民一起御敌。

1937年,敌人敢于叫嚣“三月亡华”,虽然这只是部分人的狂妄之有,但却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轻视:他们不光把中国兵工厂一年造多少子弹都摸清了,他们自以为把“吾国吾民”也理解到位了,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了战争,于是他们滚回去了。

因为慢慢地,对面的民族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学生可以投笔从戎;军阀可以团结一致;帮会可以暗中报国;妓女可以声援游行;乞丐可以慷慨解囊;平日里怕死的老百姓,也终有杀身成仁的一刻。究其原因,在于全社会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共识。

面对外敌入侵,我们哪一次民族共识的形成,不是从尸山血海中趟出来的呢?

八百壮士

1911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里把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一个对比——“在日本农民身上,永远隐蔽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中国士兵的脸上,却时而会浮现农民式的温顺与厚道。”

罗斯觉得:海洋文明塑造了日本人机警好斗的性格,而在中国人中,即使是士兵也不具有攻击性[3]。

在他看来,农耕文明赋予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品性,这套契约有效地避免了秩序混乱,可它的缺陷是只在遵循它的人群中生效。现实中的相对应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无视规则的军国主义恶魔袭来,为的不止是钱和地,可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对此保有清醒认识。

率先振作的是守土有责的军人,“七七事变”后,不同派系握手言和,全国三分之一的兵力投进了狭长的淞沪战场。上海过高的地下水位让野战工事的效果大打折扣,70多万仓促集结的血肉之躯,经常整连整营地战死。绞肉机运转三个月,苏州河以北只剩四行仓库一隅。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淞沪会战末期,坚守四行仓库的国民革命军第88师262旅524团1营的四百余名官兵,就是“拼命硬干”的人。

1937年10月26日,大场防线被突破,中国军队为避免落入重围,均撤至苏州河以南,只在北岸留下孤军,令其坚守到四天后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会议,寄望于英美等国届时调停。

孤军布防间歇,英租界士兵询问人数,中校谢团附为壮声威,称有八百人。电影里讲,“外面有30万日军,一旦交火,我们万无生存的可能”,这是台词,八百壮士之一的重机枪手王文川那年19岁,他还记得谢晋元原话的质朴——“我们团长给我们训话,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4]。”

仓库之所以有得守,一看环境二看人。四行仓库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易守难攻且背靠租界,日军忌惮列强,不敢直接轰炸,这就化解了中日双方在重武器上的巨大差距,把战事拉回了相对公平的地带。

而在轻武器的顶配上,中正式步枪优于三八式,捷克造轻机枪优于歪把子,自来得手枪优于南部十四年式,唯一的问题是多数中国军队拿不到顶配。但八百壮士能拿到,88师是抗战初期中央军主力精锐部队,第二批德械调整师,下辖二旅四团,先后参加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临危受命的谢团附原是旅部参谋,524团真正的上校团长叫韩宪元,一个月后与全团官兵在南京雨花台壮烈殉国,一同牺牲的还有262旅旅长朱赤、264旅旅长高致嵩、团长华品章等六千余人。对于88师的袍泽来说,总是要赴国难的,不过早一步晚一步;可对八百壮士而言,此刻却兼具残兵与炮灰的双重性质。

谢晋元知道,这支经过五次补充兵源、半数来自湖北保安团的孤军踏入的是死地,突围绝无可能,也不会有后援,于是他走到仓库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遗书:“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八百壮士陷入绝境的幕后推手是政治舆论。战役之初,蒋中正解释过在南北同时开辟战场的原因,一是迫使日军分兵,削减其锋芒;二是“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10]”。

从结果上看,国人牺牲未换来西方干涉,蒋为获取调停三次下令停止攻势,更是对战机造成贻误[6]。对此,指挥战役的陈诚总结:“这次战争,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国家多难,强寇如狼,外人坐视,从这一点上看,电影把这份不幸诠释得淋漓尽致。

当然,《八佰》的视角并非宏大,而是微观,它不是长史叙事,而是一首诗,“这首诗讲述了一小群人通过自我救赎和牺牲,在短短四天里为一个民族赢得尊严与自信的故事。它批判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东西,也赞颂了黑暗中最耀眼的光芒[8]”。那光芒来自谢晋元明知军事上毫无意义,但却不能辜负看着他们的百姓。

一位幼年家住苏州河岸的上海作家说,日本人进攻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一个中国士兵身捆炸药纵身跃入敌阵。在他记忆里定格的士兵叫陈树生,湖北利川人,年仅21岁,牺牲前一夜,他在衬衫上给大巴山里的母亲留下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9]”

围观者发现,在这座城市濒临毁灭的关头,保护自己的不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而是来自两广、两湖、四川、河南和贵州的同胞的孩子,这些年轻人用仅有一次的生命捍卫这片陌生国土的壮举,使得河岸的民众义无反顾地介入了战况。每当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便举起黑板,告诉八百壮士日军的主攻方向。

观战的英国少将史摩莱说:中国敢死队员牺牲时的壮烈,让参加过一战的他们也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四天四夜,未失寸土的四行仓库被日人称为“东方魔楼”,那是上海最后的骨气[9]。

鏖战正酣之际,统帅部在租界施压下被迫下达撤退命令,孤军含泪撤离,营长杨瑞符在路上被日军机枪打成重伤。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后,原定借道返回部队,但洋人在日军威胁下出尔反尔,缴了壮士们的械,集中押往胶州路,令白俄兵严加看管。

在临时营地,谢晋元不仅带孤军坚持训练、保持作风,还在上海市民的帮助下开办了手工作坊,生产袜子、毛巾和肥皂,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八百壮士制作的毛巾上都写着“上海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出品”的字样,有些卖到了香港,香港人拿着舍不得用,都用作纪念[4]。

为了瓦解孤军斗志,敌人决定对拒不投降的谢团长下手,1941年4月24日,四个叛军趁着清晨出操,把利刃插进了谢晋元的咽喉。团长牺牲后,上海有十余万人前往吊唁,5月8日,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蒋为这位黄埔四期生亲作挽联——“坚苦矢成仁,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泯,从今怒吼浦江潮。”

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陷,日军将孤军分往几处做苦力,最远的被押到了西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数年间,有人逃亡归队,有人受难致死,战争结束后,回沪守灵的孤军仅剩一百余人。

2005年,八百壮士的幸存者,90岁的周福其应邀从湖北通城来到上海,回到记忆中魂牵梦萦的仓库,当欢迎人群逐渐散开,是一面谢晋元的铜像,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老人嚎啕大哭,在铜像前长跪不起:“团长啊,我来看你了!”在场者无不动容[9]。

最后的八百壮士——王文川逝世于2009年12月7日,杨养正逝世于2010年12月16日——他们没有看到“技术原因”的遗憾,也不用去听那些贬褒不一的讨论,他们在电影上映的十年前归队,去见他们的团长,去到1937年那个点燃希望的绝地。我想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的:

“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吾死国存,吾生国亡

回到影片,《八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战争片,而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它的内核并不是对当时历史进行还原,而是对现实舆论进行喊话。

影片之所以安排时长均等的三条群线(逃兵、南岸众生、德械师),设计了极不整齐划一的人物弧光,费力不讨好地刻画人物的转变过程,就在于实验重心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以这场“几无胜算的搏命之战、同胞注目的焦点之战和赌上尊严的民族之战”为契机,让没有家国认知的人懂得爱国。

所以《八佰》更像是一个“为期四天的爱国主义速成班”。它通过一场事先张扬的军事行动,讲述了爱国意识养成的进行时——它教会了被压迫者团结、教会了不自知者觉醒、教会了利己者前赴后继,它让一群没有国族概念、连地图都不会看的1937年的普通人,自发扛起了“吾死国存,吾生国亡”的义旗。

描述租界阁楼上的歌女时,有一个从浴室出来赤裸上身的白人男性的特写,你不难想象她每天的生活与命运,镜头的悲悯不言而喻:南岸的风尘女和北岸的炮灰团没有区别,不过是旧社会另一种无可奈何的底层[11]。但在战斗打响后,歌女下到岸边看望英雄,她在先觉醒的同胞身上看到了属于国人的尊严。

更可贵的是,《八佰》只有爱国主义,它区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边界,它对同胞只有恻隐之心,没有苛责与恨意,它没有丑化河对岸的同胞(租界大众),没有埋怨犯过错的同胞(方记者),更没有惩罚出于生存本能、因而不愿与之共患难的同胞(老算盘),它明白一切不同都来自境遇。

朴素爱国主义是,我爱我的国家,国家有难,四百人扛不住,需要四万万人一起扛,你不愿意扛,我先自己上;极端民族主义是,爱国也有指导手册,你只要不像我这样,你就是汉奸、x狗、递刀党,我不弄别人先弄你。二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没有攻击性与排他性。

如果《八佰》用民粹的拍法,它完全可以拍“商女不知亡国恨”,将士保家卫国,看客吃瓜看戏,最后再上点价值——国家沦落至此,就因为前方马革裹尸,后方岁月静好[11]。但《八佰》没有这样做,它只呈现了不同选择之间冲突的张力,并没有去诋毁个体的价值。

因为国家终究要由个体来捍卫,按照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阐述,“国家是一项共同事业的计划[5]”,就连常年黑老蒋的黄仁宇也说,抗日正面战场虽然弊端甚多,但对于国民建立一种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当然有催熟的副作用,可如果没有被侵略,它本应花上几十年[11]。

在这个意义上,《八佰》超越了战争叙事,触及到了加塞特对于民族国家的论述——“在古代国家中,人们的联合是在敌对群体对国家构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产生和维持的;而在这里,国家的活力来自国民自发的深层凝聚力。国民如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不再认为国家是一种与自己无关的事物[5]。”

人们之所以甘愿牺牲,不是为了捍卫过去与现在,而是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人们不是为了虚幻的主义,而是为了共同而切实的目的。1937年的中国处在古代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进阶口,当日本侵华扼杀了我们全部的可能性后,那一代中国人决心把血肉溶成通往未来的润滑剂。

抗战最难的关头,全国钢产量一年仅一万吨,子弹原料每月三百吨全靠空运,制成后每兵每月平均只得4发。如此局面,上将张自忠写下绝笔,“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他在枣宜会战牺牲后,遗体运至宜昌,敌机低飞盘旋,自发送葬的百姓超过十万人。

最后再讲一件事,出自旅日作家萨苏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系列。徐州会战中,日军攻陷了一处中方阵地,守军一个营,从营长至马夫,除受伤被俘外全部战死。清理战场时,敌人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一个年轻的机枪手,尸体被一条铁链紧紧地锁在了重机枪上。

日军大喜过望,赶紧令随军记者拍下照片,准备大肆宣传“中国军队竟采取惨无人道的方式逼迫士兵参战”,结果俘虏交代,这个17岁的士兵是当地人,战斗在村口打响前,他不顾劝阻把自己和重机枪绑在了一起,钥匙被扔进了旁边的河,他说自己不能退,退后一步就是家园。

这就是民族共识的结果,它靠的是一场场尸山血海的牺牲才淬炼而成。淞沪后面是南京、南京后面是武汉、武汉后面是长沙…当人们目睹了秦淮河畔的屠杀和潘家峪的焦土之后,共识才会真正形成:敌人意图消灭的,并不是中国的某股势力,而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和空间。

同样,在当下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民共识离我们还有多远?中兴之后是华为、华为之后是头条、头条之后是腾讯、腾讯之后是……每一次事件,都会有更多的人明白: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压制,并不是针对某一家公司,而是锁死了整个民族的复兴道路和上升空间。

这种共识,会在一场场对决后逐渐浮出水面,只是希望它最终形成的时候,不至于已经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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